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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素融合,风格多样古装探案剧以小而美取胜******

　　近日，井柏然、宋威龙主演的古装探案剧《君子盟》播出，故事大迷案串联小迷案，悬念跌宕起伏，剧情节奏紧凑，整体观感比较新鲜。这两年，融合悬疑、烧脑、神秘元素以及女性成长、少年叙事等内容的古装探案剧，在创作上主打年轻化、小而美的风格特色，满足观众不一样的观剧需求。

　　古风探案

　　古韵味强

　　网剧《君子盟》一开局，井柏然饰演的雍朝礼部侍郎兰珏布下周密的计划，要找回写给南栋国的书信，以防信件被朝堂政敌买走，自己被安上通敌叛国的死罪。在秘密行动中，兰珏利用了在酒楼门口卖面条的张屏制造混乱场面，想趁机夺回装书信的珠子。凑巧的是，宋威龙饰演的进京赶考的张屏是个案痴少年，但有着天才般的推理能力，在混乱的场面中，张屏通过案发现场的人员站位、遗留痕迹、气味等，推理出布局偷东西的人就是楼上的兰珏，破坏了兰珏的行动计划。执着于推理案件的张屏多次找到兰珏试图证明自己推理的正确性，也卷入了兰珏的朝堂纷争和人生秘密中。从此，两个身份悬殊、性格迥异的人亦师亦友，默契配合，携手断案。

　　从悬疑推理剧情来看，《君子盟》由一个大迷案串着多个小迷案，大迷案是兰珏父亲当年被判通敌叛国的真相，一个个小迷案是兰珏秘密寻找真相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阻碍。小迷案的推理破题都比较精彩。比如，第一次抢书信行动失败后，兰珏布局的第二次偷书信行动就看点十足、迷雾重重，可谓多次反转，一气呵成。这次行动现场突发杀人放火事件，珠子也再次失踪，兰珏通敌叛国的罪行即将在皇太后面前揭晓，紧急关头兰珏再次利用了耿直、认真的张屏高智商破局，他布下计中计，既陷害了自己的死敌，又彻底为自己洗脱了叛国嫌疑。这个过程中，兰珏和张屏双线并立破案，破案过程细腻，反转精彩，兰珏聪明地利用了在场的人，先是让自己陷入被动，然后彻底反击，赢得很漂亮。该剧悬疑推理剧情写得不错，但剪辑和氛围营造直白简单，悬疑质感不足。

　　作为古风探案剧，《君子盟》的破案场景、服化道等还算有特色，视觉效果不俗，剧中红色元素的古典舞风，与破案相结合的古风建筑，神秘幻术镜花水月等，呈现了东方古风悬疑的诡谲和华丽。

　　但这部剧播出十多集，未能大爆，除了与该剧悬疑氛围感的营造不足有关，还与一些不合理的推理细节让人出戏有关，比如所谓的神秘幻术镜花水月其实是催眠术，张屏在关键时刻催眠案件现场的人员，让对方说出凶手是谁，这种写法太偷懒，削弱了观众看剧的快感。大的迷案布局不错，有些细节性的破案过程比较简单。此外，该剧张屏的人设也很容易让观众提不起兴趣，张屏执着、认真，但透着一股愣头青的劲儿，为了破案横冲直撞，这种超脱故事时代背景、超脱规范之外的人物设定，很容易让观众出戏。

　　小众探案剧

　　口碑不俗

　　古装探案剧是国产剧的传统类型，《少年包青天》《神探狄仁杰》《大宋提刑官》等剧是古装探案剧的经典之作。这两年古装探案剧的创作趋势是年轻化、小而美，出现了一批口碑不俗的作品。

　　此前播出的古装探案剧《嫣语赋》《锦衣之下》《大宋少年志》《御赐小仵作》等，都引发过观剧小热潮。《嫣语赋》讲述大小姐秋嫣与冷面腹黑王爷在一桩桩迷案中抽丝剥茧、斗智斗勇，乃至相伴相知的故事。《大宋少年志》口碑很高，古装“谍战”“阴谋”构建重重悬疑，又交织着家国情怀、少年英雄梦，故事很吸睛。小成本古装探案剧《御赐小仵作》是黑马作品，口碑热度双丰收。《御赐小仵作》是甜爽探案剧，一个个的案件揭开谜底，最终破解了一场延续18年的惊天大案，剧情严谨考究，尊重史实的台词、道具也被观众称赞。

　　古装探案剧如果只是探案，可能不会引发多大关注，好的作品会根据观众的需求，加入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表达。比如《大宋少年志》《御赐小仵作》的“少年英雄梦”“个人成长”叙事，《嫣语赋》依托古代故事传播女性独立价值观等。

　　目前，古装探案剧的风还在继续吹，待播的古装悬疑剧还有多部，在剧情呈现上，“古装探案+女性”“古装探案+复仇”等多种元素融合。比如，青春热血悬疑剧《大宋少年志2》，古装悬疑剧《繁城之下》《九义人》，古装女性悬疑剧《隐娘》，古装探案剧《风月锦囊》《大理寺少卿游》《大唐狄公案》等，用波谲云诡的古风故事吸引观众目光。(记者师文静)

　　(来源：齐鲁晚报 2023年02月03日 A09版)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贺劭清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